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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第四輪學科評估總結與反思

發布時間:2019-06-11 作者:劉釗 王周誼 來源:《北京教育》雜志

摘 要:在回顧學科評估的歷史和現狀、總結各方對學科評估看法的基礎上,文章較為系統地介紹了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在教育部第四輪學科評估中的表現,并通過與兄弟院校評估結果的對比,總結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在新時代、新環境下面臨的發展機遇與挑戰。

關鍵詞:人文社會科學;第四輪學科評估;學科建設

第四輪學科評估基本信息

學科評估,是指由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簡稱“學位中心”)按照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頒布的《學位授予與人才培養學科目錄》,對全國具有博士或碩士學位授予權的一級學科開展的整體水平評估,評估結果以一定方式公布,并向參評單位反饋結果及分析報告[1]。學科評估產生于21世紀初。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規模快速擴展,教育經費逐漸增加,利益相關方也日益增多,自2002年至今已完成四輪,學科評估的參評單位越來越多,覆蓋面越來越廣,影響也越來越大。

第四輪學科評估于2016年4月啟動。一方面,國內外教育評估排名機構已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教育發展產生了導向性影響,社會呼喚負責任的、“靠譜”的全國性教育水平評估;另一方面,教育“十三五”規劃、“雙一流”建設秉持的學科建設與評價的新理念,對大學學科評估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上述時代背景,我國亟須建立具有“中國特色、國際水平”的學科評估品牌,既能反映我國國情,又能贏得國際聲譽。第四輪學科評估根據嚴格程序進行評估和結果統計,以確保“嚴謹規范、公開透明”。一是信息采集,通過“公共數據采集”和“單位材料報送”兩個環節完成。二是信息核實與公示。三是主觀評價,包括問卷調查、專家評議和聲譽調查三部分,共有13,000多名同行專家、約23萬名學生和15萬名用人單位聯系人參與。四是權重確定,采用專家法和德爾斐法相結合的方法。五是結果產生,按照“線性規劃法”計算得出各末級指標得分,再根據指標權重加權得出二級指標、一級指標和整體水平得分。六是結果公布,將“學科整體水平得分”位次百分位前70%的學科分為9檔公布,并首次為參評高校提供“學科優秀率”(即A類學科占全校博士碩士授權學科數的比例),以幫助學校發現學科布局問題。七是咨詢服務,通過學科評估建立了我國目前最精準、最完備的學科大數據庫,在此基礎上可以提供多元化的學科分析研究報告。

學科評估相關研究回顧

每一輪學科評估歷來都會引發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就國內的研究者而言,其關注點主要有以下五方面:一是學科的特性能否以及怎樣才能得到科學合理的評估;二是應該強調社會評估和社會監督,與此同時,要加強高等教育機構的自我評估;三是如何確保信息公開透明,以形成完全信息條件下的博弈,避免逆向選擇、共謀、選票交換等問題;四是是否應該基于投入產出比來建立學科建設績效評估指標體系以及如何有效測量;五是是否應該引入科學的計量法來考察機構或個人的科研產出質量與水平。利益相關者的關注點則在于:一是如何更好地利用評估結果,實現以評促建;二是如何更有效地評估科學研究;三是如何更好地體現國際化辦學及國際化評估;四是如何更好地評估專家團隊;五是是否需要強調對績效的考核;六是如何確定合理的評估周期;七是如何設置合理的材料報送規則。[2]

總體而言,學科評估收獲了各方的廣泛贊同。袁本濤、李鋒亮(2016年)對學科評估不同利益相關方的問卷調研結果表明:大多數被調查對象認可第三輪學科評估的結果和一級指標的設置,并且希望學科評估制度化。[3]王立生(2016年)等人也指出第三輪學科評估結果獲得了政府部門、參評單位和社會各界的普遍認可,學科評估品牌的國內公信力和國際影響力逐步提升。[4]

當然,學界對于學科評估也有質疑的聲音。陳學飛(2016年)等人認為,第四輪學科評估實施過程中至少存在以下問題:一是評估的初衷與實際效果存在偏差,高校把附加的利益看得太重而產生“恐慌”應對現象;二是評估所秉持的價值立場不夠明確,有些表述或過于宏大籠統、或語焉不詳;三是評估實施主體的獨立性和公信力有待商榷,作為教育部下屬單位的學位中心不具備第三方獨立性;四是在活動組織中行政化思維依然占主導,依然沿襲“短、平、快”的政治動員方式;五是加劇了高校內部的無序競爭和生態失衡,一些高校以拆并非重點學科為代價確保重點學科的權威地位;六是學科評估標準“窄化”和“固化”,用某一門或一類學科的評估理念和技術方法評估所有的學科;七是評估結果絕對化,依靠顯性指標和定量結果來量化學科間的絕對差距,不夠科學合理;八是評估功效絕對化,評估行為可以實現督促監管,不能直接提升質量;九是現有學術刊物的認定方法及相關評估技術需要改進。[5]

為此,現有文獻從不同的視角對“中國式學科評估的出路”進行了探討。陳學飛(2016年)等人指出,學科評估應尊重叢林生態,培育自主生態,堅持“二八分治”,理性把握邊界,適度合理調控,具體措施包括培育第三方學科評估機構、建構科學的學科評估體系、摒棄以論文論英雄的價值取向、針對不同學科制定不同的評估標準、建立公共數據庫、謹慎使用評估結果等。[6]蔣林浩(2014年)等人對美國、英國、中國三國的學科評估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我國的一級學科評估過程應逐步走向規范化、科學化和公開化,評估方法、評估指標、評估內容和評估結果應用都應借鑒歐美國家的成功經驗,吸取其歷史教訓。[7]謝菊、葉紹梁(2005年)認為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具有人文性、歷史性和豐富的個性等鮮明的特征,文科學科評估的指標體系必須符合這些重要特征所蘊涵的本質要求。此外,實際運用時還要貫徹價值性判定和客觀性判定相結合、歷史底蘊和學術創新相結合、社會評價和專家評價相結合等方法和原則。[8]

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第四輪學科評估結果分析

第四輪學科評估結果采用“分檔”方式呈現,按照“學科整體水平得分”的位次百分位,將前70%的學科分9檔公布:前2%(或前2名)為A+,2%~5%為A(不含2%,下同),5%~10%為A-,10%~20%為B+,20%~30%為B,30%~40%為B-,40%~50%為C+,50%~60%為C,60%~70%為C-。教育部學位中心公布了學科評估排名前20位高校的A類學科數。其中,北京大學A+學科數21個,A和A+學科數共計32個,位居國內高校第一位;全部A類學科數35個,位居國內高校第三位。

具體到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北京大學共有10個一級學科在本輪學科評估中被評為A+,6個學科被評為A,1個學科被評為A-,4個學科被評為B或C。其中,哲學、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考古學、世界史、藝術學理論、應用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10個一級學科在兩次評估中均被評為A+;法學和工商管理2個一級學科在兩次評估中均被評為A;教育學在兩次評估中均被評為A-;中國史、理論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新聞傳播學4個一級學科在第四輪評估中略有退步,公共管理學科的評估等級則有所提升。

從第三輪學科評估到第四輪學科評估,北京大學人文社科A類學科數減少1個(18→17),其中A+學科數減少3個(13→10),A學科數增加4個(2→6),A-學科數減少1個(3→2)。就人文學科而言,A類學科數持平(7→7),其中A+學科數減少1個(7→6),A學科數增加1個(0→1);就社會科學學科而言,A類學科數減少1個(11→10),其中A+學科數減少2個(6→4),A學科數增加3個(2→5),A-學科數減少2個(3→1)。

從第三輪學科評估到第四輪學科評估,中國人民大學人文社科A類學科數持平(13→13),其中A+學科數減少3個(11→8),A學科數增加1個(1→2),A-學科數增加2個(1→3)。就人文學科而言,A類學科數增加1個(2→3),其中A+學科數減少1個(1→0),A學科數持平(1→1),A-學科數增加2個(0→2);就社會科學學科而言,A類學科數減少1個(11→10),其中A+學科數減少2個(10→8),A學科數增加1個(0→1),A-學科數持平(1→1)。

從第三輪學科評估到第四輪學科評估,清華大學人文社科A類學科數增加1個(12→13),其中A+學科數持平(5→5),A學科數減少2個(3→1),A-學科數增加3個(4→7)。就人文學科而言,A類學科數持平(4→4),其中A+學科數持平(1→1),A學科數減少1個(1→0),A-學科數增加1個(2→3);就社會科學學科而言,A類學科數增加1個(8→9),其中A+學科數持平(4→4),A學科數減少1個(2→1),A-學科數增加2個(2→4)。圖1展示了11所高校從第三輪到第四輪學科評估A類學科數的變化情況,可以看出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A+學科數優勢有所削弱,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和浙江大學的人文社科A類學科數有所增長。

圖1.jpg

圖1  部分高校人文社科A類學科數變化情況

單就人文學科來看,各高校的A類學科數在兩輪評估中基本保持穩定,中國人民大學的A類學科數有所增長。社會科學方面,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A類學科數在第四輪評估中略有減少,除廈門大學和中山大學外,其他高校社會科學A類學科數普遍持平或有所增長,表明近年來各高校的社會科學發展迅速。

總結與反思

綜合近兩輪學科評估的結果,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在國內高校中仍具有雄厚的實力和明顯的優勢,但近年來這種優勢地位受到兄弟院校的強勁挑戰,主要表現在部分人文學科優勢縮小甚至被趕超、部分社會科學學科排名退步、縱向科研項目數量少在評估中存在劣勢等。當然,學科評估本身只是手段,其目的在于幫助我們找準定位、診斷問題、尋找對策,最終應回歸并服務于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建設。

北京大學第十三次黨代會報告對學校新時期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強調人文社會科學有獨特的評價標準和發展規律,因而有獨特的目標和任務,但歸根到底是要為中國的發展進步提供更多的新知識、新理論、新思想和新方案;二是人文學科底蘊深厚、世界領先,要繼承發揚本學科的優良傳統,進一步增強學術話語權和影響力;三是哲學社會科學學科不僅要認真研究西方的理論,更根本的是致力于在中國實踐中形成中國理論,用中國理論研究、闡釋和解決中國問題;四是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和馬克思主義學院建設,努力把北京大學建設成為全世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術中心;五是更加重視并加強對哲學社會科學基礎學科的支持,繼續推動哲學社會科學各個學科之間、文科與理工醫農等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作者:劉釗 王周誼,單位: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

參考文獻:

[1][4]王立生,林夢泉,任超,等.我國學科評估的發展歷程和改革探究[J].中國高等教育,2016(21):38-41.

[2][3]袁本濤,李鋒亮.對我國學科評估發展的調查與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6,37(3):28-33.

[5][6]陳學飛,葉祝弟,王英杰,等.中國式學科評估:問題與出路[J].探索與爭鳴,2016(9):59-74.

[7]蔣林浩,沈文欽,陳洪捷,等.學科評估的方法、指標體系及其政策影響:美英中三國的比較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2014,35(11):92-101.

[8]謝菊,葉紹梁.對文科學科評估指標體系的思考和建議—對人文社會科學學科評估可行性的再思考[J].中國高教研究,2005(4):26-30.

《北京教育》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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